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迪拜阿尔西夫的一处咖啡馆。随着近年旅游业的发展，大量游客涌入迪拜。图源：Virendra Saklani/Gulf News 1月的深冬，北半球各地被极寒包裹，迪拜却进入了最繁忙的季节。在Jumeirah海滩路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，服务员用流利的法语问我要不要续杯。环顾四周，几乎听不到阿拉伯语，耳边充斥着英语、德语、法语的交谈声。在过去五年特别是俄乌冲突之后，迪拜的Jumeirah、Dubai Marina、Downtown等区域，正在形成一个个“欧洲飞地”，越来越多的欧洲人选择定局迪拜，而不仅仅是像“候鸟”一样在这里过冬。 这些飞地的居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移民，而是主动离开欧洲、在迪拜工作和生活的欧洲专业人士。他们受过良好教育，拥有稳定职业，本该是欧洲社会最稳固的基石。但当我连续见到英国咨询顾问S、法国工程师夫妇F、德国区块链创业者J这三位“迪漂”时，我意识到，这种人口流动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。 问起离开的原因，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沉默了片刻，然后说出了三个关键词：失望、荒诞、窒息。这三个词，恰好对应着今日欧洲最深刻的三重危机。而在迪拜这面镜子前，欧洲的病态显得格外清晰。 一、英国S兄：移民的超国民待遇 S兄在伦敦金融城工作了十五年，为跨国咨询公司服务过无数客户。2022年，他和亚洲妻子最终决定离开，定居迪拜，长期往返沙特和阿布扎比，直接对接沙特王室的战略项目。经济上，他过得比在伦敦时更好。但真正促使他离开的，并非收入考量。 “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你每天辛苦工作，交着全欧洲最高的个人所得税，但你的孩子进不了附近的好学校，因为学位被优先分配给了难民家庭。你去NHS（National Health Service，英国公立医疗系统）看病要等六个月，但急诊室里永远挤满了不会说英语的人。”S的语气平静，但眼神里藏着难以掩饰的愤怒愤懑。 数据证实了他的感受。2024年英国净移民人数达到74.5万，创历史新高。更值得注意的是移民结构：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25年1月发布的数据，新增移民中超过60%依赖社会福利体系，而对高技能岗位的填补作用远低于预期。与此同时，英国本土年轻人的就业率持续下滑，16-24岁人群的失业率在2024年底达到13.2%，比2019年上升了近4个百分点。 “更可怕的是本地人的心态。”S说到这里，用了一个刺耳的词——“white trash”。他并非在做种族攻击，而是在描述一种他认为正在英国蔓延的“低期待文化”：不工作、不学习、不追求向上流动，却理所当然地认为国家应该兜底。“当你发现身边越来越多的人，无论是移民还是本地人，都把福利当成理所应得的权利而非暂时性支持时，你就明白这个社会的激励机制已经彻底扭曲了。” 这种撕裂正在整个欧洲蔓延。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，反移民立场的右翼政党在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荷兰等国均获得显著进展。奥地利的民调显示，78%的民众支持收紧难民政策。欧洲当下的现实是，移民政策与本国劳动力市场需求越来越脱节，人道主义承诺与财政能力越来越失衡，文化融合越来越让位于多元主义的政治正确，而且越从欧洲东部往西，情况越严重。 德国2024年在移民相关事务上的财政支出超过360亿欧元，而同期其国防预算仅为580亿欧元。这个对比本身就充满讽刺：一个国家在接纳外来人口上的花费，竟然相当于其军事安全投入的62%。 二、法国F夫妇：福利在“奖懒罚勤” 如果说S的离开源于愤怒，那么法国工程师夫妇F的出走则源于价值观的彻底崩塌。 他们都是航空工程师，在图卢兹工作了三十多年，为空客贡献了整个职业生涯。退休后本该安享晚年，但一件小事击垮了他们对法国社会的最后信任。 “我们楼里有个女人，生了六个孩子，从来不工作，也不怎么管孩子。政府给她分了套房，就在我们隔壁。”F先生回忆时仍然激动，“那些孩子在走廊里乱跑，破坏公共设施，深夜制造噪音。整栋楼的人都投诉，最后她被要求搬走。你猜怎么着？政府给她在更好的街区安排了一套更大的公寓，理由是‘改善居住条件，有利于儿童成长’。”
图注：经典的“Welfare Queen”形象，他们无所事事，却总能够负担起与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远不能匹配的消费水平。 F太太接过话：“我们工作了一辈子，攒钱买的这套公寓。她什么都不做，却住得比我们还好。这不是在惩罚努力的人吗？” 这个案例看似极端，实际上却能折射出欧洲福利制度的深层困境。法国的社会转移支付占GDP比重长期维持在32%左右，2024年这一数字达到32.8%，为全球最高。意大利的养老金支出占公共财政的34%，希腊则高达38%。更严峻的是，这些支出的增速远远超过经济增长速度：2024年欧元区GDP增长仅为0.8%，而社会福利支出增长达到4.2%。 默克尔曾说过一句名言：“欧洲拥有世界7%的人口，创造25%的GDP，却消费了全球50%的社会福利。”这个比例在2026年可能依然会成立。当然福利本身没有错，因为社会保障无疑是现代文明的标志，但问题是福利背后的激励机制被彻底扭曲了。 当“工作”与“不工作”的生活质量差距越来越小，当生育越多、福利越高的政策导向鼓励了不负责任的生育行为，当改革任何福利项目都会引发大规模抗议和政治危机时，整个制度就陷入了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。2023年1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曾试图推动改革将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4岁（2030年开始执行），却引发了社会持续数月的动荡。这仅仅是两年的调整，却被视为“不可接受的倒退”。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，高福利挤占了其他关键领域的投入。2024年，欧盟27国的平均研发投入强度仅为2.3%，远低于美国的3.5%、韩国的4.8%和以色列的5.7%。当政府把三分之一的财政用于社会转移支付时，科技创新、基础设施升级、国防现代化都只能让位。 三、德国J兄的故事：“老态”埋葬创新 相比S的愤怒和F夫妇的失望，德国青年J的叙述里更多的是“窒息感”。 “德国不是穷，是老。”J直言不讳，“我在慕尼黑想注册一家区块链公司，光前期审批就要五六个月。我需要准备的文件有80多页，其中一份要求我证明‘该技术不会对现有金融秩序造成不可预见的系统性风险’。天哪，区块链的价值就在于挑战现有秩序，怎么可能不造成影响？” 他最终放弃了在德国创业的念头，转而来到迪拜。在这里，他的公司从注册到开始运营只用了三周。“迪拜不是技术最先进的地方，但它是最愿意给新技术试错空间的地方。” 数据残酷地印证了J的感受。在全球市值前100的科技公司中，美国占据62席，中国18席，欧洲仅有5席（SAP、ASML、Spotify、Adyen、Zalando），且没有一家进入前30。在人工智能领域，差距更为惊人：2024年全球AI领域私人投资总额约4800亿美元，美国占比64%，中国22%，欧盟仅为9%（25年数据大概率被进一步拉大）。 斯坦福大学2024年AI指数报告显示，在顶级AI会议论文发表数量上，中国占35%，美国33%，而整个欧洲仅占18%。更令人担忧的是人才流失：2024年，欧洲培养的AI博士中，超过40%最终选择前往美国工作，这一比例比2019年上升了12个百分点。 欧洲并非缺乏创新基因。CERN、空客、西门子，都曾是全球技术前沿的代表。但在新一轮以数字化、智能化为核心的科技革命中，欧洲明显掉队了。问题出在哪里？ 首先是监管先于市场的思维惯性。欧盟的GDPR、数字市场法案、AI监管法案，无一不是“全球最严”，但严格监管在保护消费者的同时，也极大地抬高了创新成本。一家欧洲AI初创公司的合规成本，可能是美国同行的三倍。 其次是市场碎片化。欧盟27个成员国，拥有24种官方语言，法律、税收、监管体系各不相同。一款产品要覆盖整个欧洲市场，需要适配27套规则，这与美国的统一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。 最关键的是风险厌恶文化。在美国，“失败”被视为创业学习的一部分；在中国，速度和迭代被高度重视；而在欧洲，失败往往意味着职业生涯的污点。这种文化氛围下，即便有资本、有技术，也很难形成真正的创新生态。 四、三重危机的致命闭环 当我们把S、F夫妇、J的故事并置，一个更让人担忧的图景浮现出来：移民失衡、福利异化、创新惰性，这三者并非孤立存在，而是形成了相互强化的闭环。 闭环公式是：高福利需要高财政支出→挤压科研、国防和前沿产业投入→创新不足导致经济增长乏力→无法创造高质量就业→只能依靠低技能移民填补劳动力缺口→移民结构失衡加重福利负担→社会矛盾激化→政府用更多福利“维稳”→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→改革空间进一步压缩。 这是一个典型的“舒适区陷阱”。每一步看似都合理，整体却走向深渊。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安全投入的缺失。很多人认为，欧洲压缩军事开支是为了保证高福利，这是“和平红利”。但现实恰恰相反：长期低国防投入不仅削弱了欧洲的战略自主性，更让其错失了“军转民”技术带来的巨大溢出效应。 互联网源于美国国防部的ARPANET项目，GPS来自军方导航系统，无人机技术脱胎于军用侦察设备，半导体产业的早期发展严重依赖国防订单。2025年，美国国防部在AI、量子计算、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的研发投入可能超过1500亿美元，其中有接近一半的技术可以最终实现民用转化。中国的北斗导航、5G通信、新能源汽车，都受益于军民融合战略。以色列作为一个小国，却在网络安全、无人驾驶、医疗AI等领域全球领先，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拥有强大的国防科技体系。 反观欧洲，2025年北约欧洲成员国的平均国防开支仅占GDP的1.9%，低于北约设定的2%目标，更远低于美国的3.4%、以色列的4.5%和俄罗斯的5.9%。法国、德国等国的军事研发占比更是不足国防预算的15%，而美国这一比例超过25%。 结果就是，欧洲不仅在军事上依赖美国，在技术上也越来越被动。乌克兰战争爆发后，欧洲才惊觉自己连基本的弹药生产能力都严重不足匮乏，无人机、精确制导武器、卫星侦察等关键装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。这种依赖的代价，不仅是战略自主性的丧失，更是整个创新生态的萎缩。 当一个社会长期将“和平”与“不投资国防”画等号，将“福利”与“竞争力”对立起来时，它就失去了对技术变革最本质的理解：真正的安全来自创造力，真正的福祉建立在持续进步之上。 五、从“欧洲飞地”看见的真相 离开迪拜之前，我又回到了Jumeirah海滩路那家咖啡馆。傍晚时分，这里更热闹了。隔壁桌是几个德国工程师在讨论项目，吧台边两个法国女士在抱怨巴黎的治安，角落里一群英国金融从业者正在筹划周末的沙漠越野。 这些场景组成了迪拜日益壮大的“欧洲飞地”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过去三年，居住在迪拜的欧洲人数量增长了超过35%，他们不是来旅游的游客，而是实实在在把生活重心转移到了这里。 飞地照见的不仅是个人的选择，更是欧洲社会深层次的系统性危机。S、F夫妇、J代表的，是欧洲社会中最敏感、最有行动力、也最有选择权的那一群人。当他们用脚投票时，留下的空缺由谁来填补？答案往往是更依赖福利体系、更缺乏技能、更难以融入的新移民。这进一步加剧了恶性循环。 更深层的危机在于，这些离开的人带走的不仅是纳税能力，还有创新精神、冒险意识和对未来的想象力。一个社会可以承受一定的人口流出，但当流失的恰恰是最具活力的那部分人时，剩下的就只能是加速的衰退。 迪拜提供给这些“迪漂”的，并非完美的社会制度或更高的价值追求，而是欧洲暂时给不了的东西：清晰的激励机制、对奋斗的尊重、对创新的包容、以及最重要的——对未来仍然充满想象的社会氛围。这恰恰反衬出欧洲正在失去什么。 历史上的欧洲，曾因航海探险而开启大航海时代，因科学革命而引领启蒙运动，因工业革命而主导全球秩序。那个时代的欧洲，充满冒险精神、突破意识和自我革命的勇气。而今天，当S说“欧洲最大的问题是丧失了危机感”，当F太太说“一个奖励懒惰的社会不配拥有未来”，当J说“欧洲需要决定自己是博物馆还是实验室”时，他们道出的是同一个真相：欧洲已经在舒适区里待得太久，久到忘记了真正的安全从来不是靠福利维系，而是靠创造力支撑。 结尾 最近几个月欧洲最大的新闻已经不是乌克兰而是格陵兰了。美国在格陵兰问题上的霸道必须谴责，但是欧洲在面对全球变局时的犹豫不决同样需要批评。一个强大、自信、创新的欧洲，对全球多极化格局至关重要。但这样的欧洲，不会在温室里自然生长出来。它需要痛苦的自我革命：重新定义福利与责任的关系，重建移民政策与社会凝聚力的平衡，重塑创新生态与监管的边界，重视国防科技对整体进步的战略意义。 当越来越多的欧洲人选择在迪拜、新加坡、硅谷重建“欧洲飞地”时，留在欧洲本土的人们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们是要继续沉溺在舒适区的幻觉里，还是有勇气承认——这个舒适区，早已变成了危险区？而时间窗口，正在以比想象中更快的速度关闭。 执笔人：北大汇丰商学院中东研究所执行所长 朱兆一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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